患者用手揉著已經腫脹的眼睛，恨不得把自己的眼珠子摳出來，“眼睛還能揉得到，耳朵深處要是癢啊，摳都摳不著”。還有患者感覺嗓子深處塞了一團棉花，全身像有螞蟻爬過，兩個鼻孔只有一個能通氣，晚上經常因呼吸不暢憋醒、有窒息感，涼風一吹就咳嗽。
這些場景在全國各地的變態（過敏）反應科經常發生，醫生經常見到眼淚汪汪的患者，用雙手粗暴地“蹂躪”五官，如此，臉上的癢意才能稍微舒緩。
他們接診各種癥狀的過敏病人：濕疹、鼻炎、哮喘、蕁麻疹……今年秋天一場雷暴雨后，內蒙古呼和浩特多家醫院擠滿了過敏患者，其中一家醫院的兒科醫生說，當天有800多人來看哮喘。
來自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地的多位變態反應科醫生說，最近幾年，過敏病人越來越多。華中科技大學協和深圳醫院（南山醫院）過敏防治中心主任劉光輝在深圳福田一家社區醫院做調查，發現過敏患者占了約40%，“這個比例是很嚇人的”。
與過敏共處，是如今這個時代的必修課題。早在2013年，世界過敏組織發布白皮書：全球過敏性疾病的患病率預計為10%-40%。中國醫師協會變態反應醫師分會會長尹佳說，西方國家早年過敏患病率增長迅速，如今已經進入平臺期，而中國的過敏患病率正處于上升期。
你可能不知道的過敏原
想象一下，就在你每天躺著的床上，每1克塵土最多能藏著1.8萬只螨蟲，以你身上掉下的皮屑為食。尤其在氣候濕潤溫暖的地區，一張床上最多生活著200萬只螨蟲。這些螨蟲的肢體碎片和產生的糞便具有很強的致敏性。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有人在鋪床或抖床單時，會不自覺地想打噴嚏、流鼻涕。螨蟲還可能混入面粉、玉米粉中，當它們被制成煎餅時，吃下煎餅的人可能因攝入大量螨蟲致敏成分而引發嚴重過敏反應，甚至休克。
另一種屋內隨處可能有的致敏物是霉菌。它就混在種植綠植的泥土里、掉落的樹葉上、空調出風口、沒及時倒掉的剩飯中，以及被洪水浸泡過的房屋里。尹佳接診過一個霉菌過敏的兒童，引起過敏的霉菌就藏在兒童洗澡盆的塑料縫里。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過敏反應科主任祝戎飛在武漢、重慶、鄭州連續跟蹤了13年過敏性鼻炎患者常見過敏原的致敏率變化，發現塵螨的致敏率始終處于高位，但對寵物，尤其是貓毛、狗毛過敏的人群比例快速上升，13年間幾乎上升了3倍，多種過敏原同時致敏的人數也在上升。
上海仁濟醫院變態反應科主任醫師郭胤仕和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過敏反應科主任賴荷均表示，在華東、華南地區，塵螨、霉菌、蟑螂是最常見的過敏原。
“有患者說，我家沒蟑螂。我得和他們科普，不是看見蟑螂才過敏，蟑螂半夜才活動，蟑螂的排泄物、尸體碎片留在家里，都是過敏原。”賴荷說。
郭胤仕說，在長江流域，黑胸大蠊是室內優勢蟑螂品種，他們發現這種蟑螂能明顯誘發過敏性哮喘。“上海有許多老舊小區，蟑螂多。”
即便在北京，塵螨過敏的患者也不少。尹佳發現，北京每到冬天，大多數家庭門窗緊閉，開加濕器，無形中給喜歡溫暖潮濕環境的塵螨創造了生存環境，使過敏患者癥狀加重。
祝戎飛總結，從全國過敏原的分布看，有“南螨北蒿”的趨勢，即在濕潤溫暖的南方，塵螨過敏的患者多；在干燥寒冷的北方，蒿草過敏的患者多。在華中地區，地理位置靠北的河南省，花粉過敏患者的癥狀總體比湖北的更重。
郭胤仕也發現，在華東地區，長江以北區域花粉過敏患者相對江南地區更多。
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過敏（變態）反應科主任鄧珊發現，每年立秋后，許多大連人不自覺地開始打噴嚏、鼻癢、眼癢、上顎癢，嚴重時會咳嗽、胸悶氣短。“大連雖然是沿海城市，相對潮濕，但空氣中的花粉濃度高。蒿草是最主要的過敏原，其次是葎草、豚草。”
其中，春季和夏秋季的花粉過敏患者過敏原不同。鄧珊介紹，春季大多是樹木花粉過敏，影響人的上呼吸道；秋季是雜草花粉過敏，除引起鼻炎、結膜炎癥狀外，還會誘發哮喘急性發作，相對來說，秋季花粉過敏的癥狀更重。
在我國，春季花粉致敏的樹木有圓柏、側柏、樺樹、松樹等，秋季有艾蒿、大籽蒿、黃花蒿等蒿屬植物。
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王成長期研究城市里花粉、飛絮等植源性污染，調查發現花粉過敏患者在人群中的比例達到5%，北方地區高達10%，“實際比例應該比我們調查的這個數更高，因為許多輕微過敏的患者不會去醫院。”
他解釋，花粉體積小，容易在空氣中傳播。在我國北方，春季風媒花多，花粉量大，加上晴朗干燥微風的天氣多，更容易發生花粉過敏問題。整體來說，北方花粉濃度大于南方，因為濕度越大的地區，花粉傳播距離越近。
王成在北京做過觀測調查，發現通常在下午兩點，城市的花粉濃度最高，但在社區和公園的硬化廣場，到了晚上8點，花粉濃度又有一個小高峰，“那會兒空氣溫度降下來了，而水泥或者瀝青地表的溫度依然比較高，微氣流能將花粉吹起，甚至可以吹到五六層樓高。”
今年秋季備受關注的雷暴哮喘，原理是在雷雨天氣后，花粉、霉菌等過敏原被雷擊碎成更小顆粒，更容易被人體吸入，引起過敏。
如今，花粉過敏已經有向低齡化發展的趨勢。北京兒童醫院過敏反應科主任向莉發現，以前，嬰兒出生幾年后才會出現花粉過敏，但如今臨床上，她見到的兩歲以下花粉過敏兒童并不在少數。
有些花粉和植物有相似的致敏蛋白，容易在花粉過敏后引起食物交叉過敏。比如，樺樹花粉過敏的患者吃了蘋果、桃、梨等可能會有過敏癥狀；蒿屬植物和芹菜、芥末有相似的致敏蛋白；天然乳膠的致敏成分和香蕉、牛油果、奇異果高度同質。
郭胤仕還發現，最近幾年，食物過敏的患者明顯增多，過敏原既包括火龍果、奇異果、草莓、梨等水果，也包括蝦、蟹等海鮮。劉光輝介紹，中國的食物里，小龍蝦、中華絨螯蟹也是過敏原。雞蛋、牛奶是常見的食物致敏原。
抓住那個“罪犯”
在許多人的印象里，過敏是“慢”的病，既不會要人命，也不會來勢洶洶，頂多撓一撓、抓一抓，忍過了就好了。
實際上，如果過敏拖得太久，容易出現新的更嚴重的癥狀，甚至引起休克、死亡等嚴重后果。有研究論文指出，46%過敏性鼻炎在9年內會發展為哮喘。祝戎飛說，哮喘如果藥物控制不好容易變成慢性阻塞性肺病。
賴荷接診過一位患者，起初是蕁麻疹，看了皮膚科；后來過敏加重變成過敏性鼻炎，去了耳鼻喉科；最后演變成哮喘，去看呼吸科。輾轉了七八年，最后才看變態反應科。
“兒童過敏就像一首進行曲。”青島大學附屬醫院變態（過敏）反應科主任高翔說，“到了不同年齡段就會翻開新的樂章，嬰兒期主要表現為濕疹，以及牛奶、雞蛋等食物過敏。隨著年齡增長，逐漸表現為哮喘、過敏性鼻炎，得早診斷早治療才能阻斷這首進行曲。”
向莉見過一個霉菌過敏的學齡期女孩，同時患有過敏性鼻炎、鼻竇炎、哮喘。鼻竇炎發作最難受的時候，女孩用頭撞向墻壁，想緩解頭疼癥狀。向莉也觀察到，有些孩子從過敏性鼻炎發展到哮喘，只用了很短的時間。
“臨床診斷是否過敏不難，但明確過敏原有時很難。”北京協和醫院變態反應科醫生李論把臨床問診的過程比喻成抓住“罪犯”。
嫌疑犯可能是花粉、塵螨、霉菌、寵物、食物、藥物、昆蟲等。醫生要根據這些“嫌疑犯”出現時間與患者的關系，結合實驗室檢查，判斷到底誰是“罪魁禍首”。
要找到“罪犯”，李論要從患者的生活環境和習慣開始詢問：吃什么、喝什么、居住地有什么植物、用的什么護膚品……
小麥是中國最常見的食物過敏原之一，部分患者必須先吃小麥再運動，才會出現嚴重過敏反應、過敏性休克。“就像壞人不一定每次出門都干壞事，而是在運動、情緒激動、飲酒等特殊情形下伺機作案。”李論比喻。
一個70多歲的北方老爺子，因為過敏堅持9年不吃小麥。等到他因為其他疾病，即將走到生命盡頭時，突然饞嘴，特意掛個變態反應科門診問“能不能吃一口餃子”。還有位病人每次吃完餃子，就躺在床上，不能洗澡，不能激動，不能走路，不然隨時會休克。
想要抓住“罪犯”，可能得從多個“嫌疑人”中精準定位。一位青島的過敏性鼻炎患者來到高翔的門診，說自己最近3年遇見怪事，每年一次的家庭海鮮大餐，吃飯中途會莫名其妙發生休克。
高翔讓他列出餐桌上的各項海鮮菜品，有蝦、蟹、魚類、蛤蜊等，再把這些可疑的過敏原拿到實驗室里，提取蛋白質做成粗提液，對患者進行過敏原檢測，最后發現，這位患者是海螺誘發的嚴重過敏反應。
“我們從中發現了一種新型海螺過敏原，是全球首次報道，并被國際過敏原數據庫收錄了。”后來，高翔還陸續接診過4個同樣因海螺過敏的患者。
有時，“罪犯”還出現在讓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一位老人頂著“香腸嘴”走進鄧珊的診室，原來是半年前他換用了一種有特殊功能的牙膏。鄧珊沒給他開藥，只是建議他停用目前使用的牙膏，用淡鹽水漱口。不到半個月，老人的“香腸嘴”消腫了。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過敏反應中心副主任孟娟發現，來自于四川南部地區，如西昌、攀枝花等地的患者，從病史看很像是對花粉過敏，但在做常見的過敏原檢測時，結果是陰性，查不出過敏原。
孟娟說：“如今使用的過敏原檢測試劑可檢測的過敏原種類非常有限，尤其是花粉過敏原，由于不同地區氣候、土壤條件不同，植被分布不同，導致不同地域容易使人群過敏的花粉種類區別很大，因此即使引進國外試劑也無法完全滿足本土患者需求。”
孟娟認為，我國開展氣傳過敏原研究應進一步開發適合本土的過敏原檢測試劑、脫敏治療藥物，對于滿足臨床診療需求非常有必要。
她見過一個6歲多的兒童，從3歲起就有鼻炎、哮喘，在其他醫院做過敏檢測后被告知許多食物不耐受，不能吃雞蛋、牛奶、小麥、大米、西紅柿、土豆、牛肉、雞肉、豬肉……嚴重影響了患兒的飲食、生長發育和身心健康，也給家庭生活造成極大困擾，造成嚴重的精神負擔。
后來，患兒和家長輾轉多個醫院，直到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變態反應科做了過敏原檢測才發現，患兒根本沒有食物過敏，真正的病因是塵螨。之前患兒做的檢測，是所謂的食物不耐受檢測，與過敏無關。
“許多病人拿著食物不耐受的體檢報告，充當過敏原檢測報告。”孟娟只好挨個和病人解釋，食物不耐受的報告對明確過敏原毫無價值，“食物不耐受在國外早就沒人做了，這個早被證實是人體接觸食物之后的正常生理指標，沒有臨床價值。”
過敏患者過億，過敏醫生只有300多人
據《人民日報》2022年報道，中華醫學會變態反應學分會調研估算，成人過敏性鼻炎患者已高達1.5億，但全國變態（過敏）反應專科醫生不足300人，能夠進行變態反應診療的醫生不超過3000人。
祝戎飛說，各地過敏專科醫生少，成立過敏反應科的醫院也少。除了接診武漢和湖北其他城市的患者，他經常接診來自湖南、河南、江西的患者，門診掛號經常要排到兩周后，供不應求。
由于過敏專科醫生少，許多過敏病人都分散在其他專科就診，比如過敏性鼻炎去耳鼻喉科，嬰幼兒去兒科，特應性皮炎去皮膚科，哮喘去呼吸科。
賴荷接診的許多過敏病人早已在其他專科就診過。她說，變態反應科能一站式解決全身多系統的過敏疾病，“在我的診室，廣州的病人反而少，外地病人多，許多人已經過敏很久了”。
郭胤仕說，一名患者得兩三種過敏疾病是很常見的，當患者分散到兩三個科室就診時，傳統科室的醫生往往拿捏不準其他科疾病用藥，比如皮膚科醫生常常拿捏不準哮喘用藥，反之呼吸科醫生也拿捏不準皮炎的用藥。
招聘變態反應學專業的醫生是個難題。尹佳說，在國內，除了北京協和醫學院，沒有其他醫學院能授予變態反應科博士或碩士學位，因為人才稀缺，每年協和醫學院的變態反應學博士畢業生都非常搶手。
祝戎飛說，目前，全國范圍內已有變態反應學碩士約50-60人，博士20多人。最近幾年，有些醫學院針對本科生開設了《臨床變態反應學》的選修課或必修課。對過敏感興趣的醫學生，很多是本人或家屬也患有過敏疾病。
72歲的劉光輝是中國目前在崗年齡最大的過敏醫生，已經在過敏臨床上工作了43年。他說，中國醫學生培養階段缺乏過敏知識的普及，其他專科的醫生有個誤區，認為過敏原那么多，查不查都一樣，“除非是海外留學回來的醫學生，在國外接觸過變態反應學課程。”
另一個造成醫生不足的原因是，變態反應學至今沒有專科考核體系。
尹佳介紹，北京協和醫學院最早在本科醫學生中開設變態反應學課程，2012年以前，協和變態反應科的研究生被授予的是內科專業碩士或博士學位。2012年，變態反應專業在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為獨立的二級學科，北京協和醫學院至今仍是中國唯一一家可以授予變態反應專業碩士或博士學位的醫學院。然而，全國至今還沒有任何機構能夠考核或認證過敏專科醫生。
她解釋，各地變態反應學醫生需要掛靠在其他專科下才能評職稱。賴荷也說，許多年輕醫生因為變態反應科沒有專科序列，影響晉升，不愿意來變態反應科工作。
尹佳說，在國際上，變態反應學是和內科并列的二級學科，但在國內，即便是陜西榆林這種過敏高發的城市，變態反應專科依然沒有獨立建科，是掛靠在呼吸科下的亞專科。她建議擴大變態反應人才隊伍，加強變態反應專科建設。
這張冷板凳最近幾年開始有變熱的趨勢。尹佳發現，最近幾年，北京協和醫學院8年制的醫學畢業生里，成績第一、二名的學生都愿意選擇變態反應科，這說明新一屆醫學生也發現，過敏患者需求大，學科的探索空間也大，是一個好的趨勢。
向莉說，培養一位兒科過敏醫生很不容易，要求交叉學習兒童生長發育、耳鼻喉、皮膚等其他專科的知識，“學科發展和患者需求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況”。
劉光輝說，目前許多醫院渴望成立變態反應科室，卻招不到變態反應專科醫生，只好用多學科會診（MDT）的方式，請來耳鼻喉科、皮膚科、兒科等多學科醫生一起坐診，解決過敏患者的問題。
他堅持，能一站式解決過敏患者難題的根本方法，是培養更多變態反應專科醫生。
能用的“武器”太少了
要和環境中的多種過敏原作戰，許多過敏醫生都說，能用的“武器”太少了。目前，能流通在全國各地的變態反應科的，只有兩種進口的塵螨脫敏皮下注射制劑，一種國產的塵螨脫敏舌下制劑和一種國產黃花蒿脫敏制劑。
脫敏治療，相當于“疫苗”，注入或舌下含服脫敏制劑后，患者體內會產生針對該過敏原的保護性抗體，免疫系統會對過敏原產生耐受。這是世界公認的唯一治愈過敏的療法。
但在臨床上，脫敏治療的應用并不多。郭胤仕在臨床上發現，過敏患者中有意愿做脫敏治療者不足20%，最后能做成脫敏治療者僅占整體適合病人數量的不到10%，但在歐洲，約10%-30%患者會做脫敏治療。
祝戎飛根據國內過敏性疾病的流行病學數據和公開披露的脫敏藥物的市場數據做過初步的估算，發現符合脫敏治療條件的過敏患者，最后真正接受脫敏治療的比例不足1%。
多位醫生總結，中國過敏患者不愿意做脫敏治療，主要是因為整個療程要花3-5年，且不能用醫保報銷。用進口的塵螨脫敏制劑皮下注射3年，患者得支出1.5萬元藥費。另外，脫敏治療的成功率不到90%，年齡越小的患者治療效果越好，但學齡期兒童學業重，沒時間定期來醫院接受治療。
而且，中國的脫敏制劑少，“對于多重過敏的患者，只做塵螨脫敏是不夠的。”孟娟說。
尹佳介紹，北京協和醫院研發的協和制劑，能針對幾十種過敏原做脫敏治療。但協和制劑只能在本院使用，雖然允許調劑到省外醫院，但調劑手續復雜冗長，且可調劑給外院的脫敏制劑只有9種。
一些沒成功調劑協和制劑的醫生說，有時調劑流程要花1年，但有效期只有半年。
祝戎飛發現，藥廠對脫敏制劑的研發動力不足。對藥廠來說，前期研發脫敏制劑投入高，且有研發失敗的風險。除了塵螨、蒿草花粉等常見過敏原外，其他過敏原脫敏制劑的市場容量卻不大。
相比而言，國外的脫敏制劑選擇更充分。在10多年前，德國市場上有500多種脫敏制劑可供選擇，后來，藥監部門采取新的過敏原制劑注冊管理政策后，脫敏制劑減少，但仍有超過100種脫敏制劑可在臨床上應用。在法國和英國，過敏性疾病在醫保覆蓋范圍內，病人接受脫敏治療并不需要額外的醫療支出。
由于可選擇的制劑少，在臨床上，更多中國醫生選擇對過敏性疾病患者進行對癥治療。祝戎飛舉例，對過敏性鼻炎患者采用鼻噴激素和抗過敏藥物，這些藥物在大多數情況下能緩解過敏性鼻炎的癥狀，但不能預防鼻炎癥狀復發。
如果遇到癥狀偏重的患者，郭胤仕建議先給予對癥控制藥物，包括新型的生物制劑。生物靶向藥物與脫敏制劑的區別主要是，生物制劑多是已制成的抗體，注入體內直接發揮療效，副作用也小，但維持療效時間比較短，通常是幾周，且目前價格比較貴，1年一般需要數萬元。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是國內較早成立變態反應科的醫院，賴荷說，從1979年開始，科室就根據華南特有的過敏原，包括華南地區常見的楊梅樹、杉樹和構樹，自制院內制劑，如今已有60種。
她曾請藥廠幫忙制作院內制劑，但藥廠報價很高，還要申請批號，不愿意花幾千萬做一個制劑。所以，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過敏反應科特意開辟了一間制劑室，請一位藥師負責科室配藥。
與過敏共存
回避過敏原，是醫生們經常教導過敏患者的重要方式。對于花粉過敏的患者來說，每年至少有兩個月時間處于“身體不適”的狀態。尹佳見過許多患者，每到花粉季，自備花粉防護行頭：用棉花堵住耳朵和鼻孔，戴護目鏡或透明大眼罩，再戴帶風機濾網的口罩。
陜西榆林的過敏患者在秋天離開榆林，去南方居住。大學擇校時，北方花粉過敏的學生傾向選南方院校。青島一群寶媽為了給過敏嬰幼兒添加輔食，專門成立了網絡群互相出謀劃策。北京有位母親，為了管住雞蛋過敏的孩子不吃蛋炒飯，特意辭掉工作，全職帶娃。
隨著接診患者變多，醫生發現，過敏主要發生在城市、受教育程度高、留學生、有潔癖的群體里。這和國外的過敏患者特征相似。
尹佳說，某種程度上，過敏是種“富貴病”，來看診的患者大多關注生活質量，因此經濟條件比較好，“現代化生活程度越高，過敏可能性更大”。
“回到越原始的生活狀態越好。”尹佳建議，選擇洗衣用品時，優先用肥皂，再是洗衣粉、洗衣液。
賴荷經常叮囑病人多曬太陽，帶孩子去農場玩，有雞鴨鵝的地方。“特應性皮炎的患者皮膚細菌的多樣性明顯減少，且對人有害的細菌獨大。”
“人們對過敏的認識程度不及過敏發病率上升速度。”劉光輝接診過一位武漢大學的女教師，留學歸國后因過敏連續發作哮喘、結膜炎、鼻炎，有時給學生上課會不自覺流鼻涕、哮喘。
到了適婚年齡，這位教師又有心理負擔，擔心結婚后會把過敏遺傳給孩子，于是把自己封閉在家，不愿去上課。劉光輝想給她做心理輔導，卻始終沒有等到她再次來科室，“其實，大多數來過敏科治療的患者在干預治療下會改善很多”。
向莉也發現，有些過敏兒童，因為咳嗽流鼻涕，五官不適，擔心在學校會成為別人的麻煩。“有時，軀體癥狀也要做心因分析。”
她接診過一個哮喘男孩，因為支氣管哮喘住院。本來告知男孩明天出院，他應該很開心，但是當晚再次哮喘發作。后來溝通發現，男孩經歷過因哮喘瀕死的痛苦，很害怕；又擔心家里有哮喘家族史，于是對出院產生了負面情緒，誘發哮喘發作。
有時候，過敏的發生難以回避。一名貓毛過敏的女孩把貓送人后，突然在辦公室又出現了過敏癥狀。原來，辦公室50多個同事里，有十五六人正在養貓。
城市里的花粉過敏問題也越發突出。王成認為，城市的植被管理越來越好，植物有更多機會長到繁殖期、開花，空氣中的花粉自然增多，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綠地管理過于“干凈”，造成樹木植物飄落的花粉沒有被地表吸附，而是反復飄散、累積飄散。
同時，全球變暖和城市熱島效應也讓植物開花時間變早，數量變多，花期也延長了。
他建議，減少在廣場、游戲區、生活區、人行道旁、上風口使用致敏性樹種，城市不要有裸地，綠地里不要有裸土，否則會加重花粉二次傳播。
如今，北京氣象局和園林部門也開始合作，每天定期做花粉預報。但王成說，花粉濃度測定的設備儀器不健全，需要專業人員先搜集花粉，才知道當天花粉量，“現在的花粉預報是事后預報，不是提前預報，有滯后性”。
他期待的精準花粉預報，能具體到近期開花的植物，植物集中在城市的什么區域，便于居民出行。而且，目前全國只有個別城市會做花粉預報。
郭胤仕說，一些發達國家對花粉等過敏原監測比較完善，在花粉季一般每隔幾個小時就做一次花粉預報，內容包括花粉濃度、品種等，這也與該區域植被分布情況有關。
許多過敏醫生都認為，衛生相關部門對過敏性疾病的重視和關注不足，更多關注高死亡率的疾病。比如，投入過敏的科研課題不到其他專科的十分之一，過敏的藥物研發也少，衛生部門也很少為變態反應學人才培養發文。
而且，衛生主管部門還沒有建立類似于消化專科、風濕免疫專科的被國家認可的過敏專科醫生培訓、考核和準入體系。這也是制約我國過敏專科醫生培養和專科建設的瓶頸。
但過敏對社會和患者個人造成的經濟負擔，并不少于其他疾病。美國做過一項研究，有重癥哮喘的人每年要支出12813美元，花在藥品、住院和工作量減少或缺勤上。英國每年為特應性皮炎總共支出4.65億英鎊，包括2.97億給患者的治療費用、1.25億用于公衛防治和4300萬英鎊用于患者工作日損失或就業機會減少。
“雖然這些年，隨著我國過敏患者數量迅速增長，過敏學科的發展逐漸得到重視，但和國外相比至少還有10多年的差距。”孟娟說。
法國政府會聘用有醫學背景的技術人員作為家庭環境顧問，定期去過敏患者家中搜集過敏原，有針對性地檢測墻上霉菌、床上塵螨的濃度，指導患者健康生活。歐洲、北美、大洋洲也開展過不同規模的過敏原流行病學調查研究。
尹佳說，2010年至2015年，北京協和醫院變態反應科曾牽頭十幾個城市進行8種過敏性疾病流行病學調查，有14萬人填寫紙質問卷，但因為紙質調查問卷材料整理難度大，延誤了統計。好在最近已經完成全部統計和文章撰寫，即將發表我國首次在全國普通人群中進行的8種過敏性疾病的流行病學調查結果。
“沒有流調數據，政府心里也沒數。”尹佳說，作為花粉過敏的重鎮，陜西榆林政府特別希望通過流調了解城市過敏的嚴重性，以便后續公共衛生的投入。為此，榆林政府和北京協和醫院尹佳團隊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主要完成當地過敏性鼻炎流行病學調查。
“中國的疾病譜變化太快了”，郭胤仕總結說。以前農業時期，傳染病多，肺炎、肝炎是重點關注的疾病；現在邁向工業化，腫瘤又成了心頭大患。“但在國內外發達地區，腫瘤發病已進入平臺期，而免疫系統的疾病正處在快速上升的時期，包括自體免疫病和過敏疾病。”
快速更迭的疾病譜，壓在原本沉重的醫療系統上。郭胤仕說，原有的醫生培養模式還沒轉過彎，等10年后再回頭一看，可能已經來不及應對高發的過敏疾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