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毫無繪畫基礎，卻能設計出一個個Q版形象，將喜歡的人物形象和瞬間定格在卡片、掛件、盲盒上，或是雨傘、紙扇、鑰匙扣等小物品，“社恐”也能憑借不同顏色的手串和陌生人迅速對上暗號。有一群活躍在漫展、演唱會、戲劇、體育賽事等現場的觀眾，帶著自制“物料”，用一句“可以交換一下嗎？”，拉近與“同擔”（指喜歡同一個偶像的群體——記者注）的距離。
在當代年輕人的線下觀演中，“物料社交”正悄然成為一種流行的社交方式。“物料”的概念來自二次元文化，國內最初是在漫展等場合由攤主或商家使用，專指由動漫、游戲、小說、漫畫等IP衍生的官方周邊商品，如角色徽章、立牌、手辦、玩偶、海報等。
隨著同好間互贈文化的興起，物料逐漸演變為泛指粉絲間免費交換的自制周邊。廣義上，物料泛指各類線上數字內容和線下實體物品，既包括可以直接發放的實物，也包括僅用于展示或互動的虛擬載體。在現場與他人交換的物料，似乎還保留了當時的氣味和聲音，日后的工作與生活中，偶然掉落的卡片重溫著見面的精彩。
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尹一伊長期關注流行文化和粉絲研究，她指出，“物料”原本主要指官方制作的宣傳物品或內容載體，但由于與“無料”同音，在傳播過程中可能出現了概念混用，使得非官方自制的周邊也被納入“物料”的范疇。
物料讓熱愛具象化
正在南京讀大三的宋薇是一名戲劇愛好者，兩年前，她因為喜歡一位話劇演員，便效仿起同好粉絲制作物料，物料上的形象從這位演員，擴展到喜歡的更多劇目角色。她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戲劇類物料以紙質類居多，比如明信片、書簽、方卡和票根等，有時也會根據不同劇目的特色，制作與主題契合的特殊制品。
交換所得的話劇《蔣公的面子》觀眾物料。宋薇供圖
與演唱會動輒數萬人的規模不同，音樂劇、話劇演出相對小眾。宋薇介紹，在南京，參與物料交換的觀眾常會通過網名或口耳相傳而相互熟悉。物料基本不會到達演員手中，只是同好間的交流媒介。有些物料不設領取門檻，不要求領取者必須是特定演員的粉絲或必須關注某個演員，“將抽象的熱愛轉化為實體物品，就像構建起一個充滿共鳴的‘烏托邦’”。宋薇說。
21歲的李星喬就讀于重慶一所大學，她是一名電競賽事的忠實觀眾，去年共參加了11場線下觀賽活動，經常與同場的觀眾交換應援物料。
李星喬的物料需要經過兩道主要“工序”。先網上約稿，以一定價格委托專業畫師設計電競選手的Q版卡通形象、手繪文字圖案等；再拿著設計形象找廠家制作，印制成貼紙、小卡、立牌、鑰匙扣、鐳射票等不同類型的周邊。在她看來，制作物料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表達情感的方式。“正是出于對某位選手的喜愛，才會主動收集或繪制相關的形象，再將其轉化為實體周邊。”
工作一年多的許園是賽車迷，去年她在觀賽時抓拍到兩名車手同框的畫面，照片發布后迅速在圈內“爆火”，成為粉絲津津樂道的“名場面”。今年，她決定以這張擁有版權的照片為基礎制作物料，花費近一個月，她第一次為喜歡的車手設計了物料，3月在比賽現場和其他粉絲交換。“我們交換的是‘無料’，就是完全免費的粉絲應援物。”許園說，“粉絲之間的物料制作與交換不僅是內部互動，也在無形中起到了對賽事和車手的宣傳作用。”
尹一伊表示，無論是通過創作物料表達情感、尋找自我認同，還是借助交換獲得情感回饋，這一實踐在個體層面確實能夠幫助參與者實現情感需求與價值認同。
“交換”提供獨特的社交契機
“如果不是交換物料，我可能不會主動和陌生人搭話。”正在杭州實習的魯暢也是一名電競賽事愛好者，今年5月，在一場電競賽事的總決賽現場，通過物料的交換，大家快速識別同好屬性，建立初步連接。
在常規的觀賽場景中，觀眾之間往往擦肩而過，即便有交流也僅限于為選手歡呼或排隊簽名的短暫互動，物料交換創造了一個自然的社交契機。“當你主動詢問‘這是誰的物料？你也喜歡他嗎？’瞬間就能確認彼此的共同喜好。”
許多人通過物料交換結識了長期朋友。李星喬提到，她和一個云南女孩因為交換物料相識，后來經常一起看比賽。魯暢則回憶：“有一次幫一個粉絲分發手幅（紙質或布料材質的用于宣傳和支持偶像的應援物——記者注），發現我們支持的隊伍相同，后來成了穩定的朋友。”今年，許園與一名此前在社交平臺互相關注的女孩，終于在賽車比賽現場第一次見面，“現在我們已經從互聯網上的‘同好’變成日常生活中無話不談的朋友，我過段時間還要找她玩”。
粉絲之間的物料社交，如同打開一個輕巧的入口，連接起現實生活中新的社交關系，搭建一個讓興趣和情感得以延伸的共享空間。也有人認為這種社交方式存在一定門檻，宋薇覺得，如果雙方都不主動，很難通過物料深入交流。許園還在交換物料時，遇到幾名其他車手的粉絲，但對方發現彼此支持的車手不同后便停止了交流。
物料交換行為在國內粉絲社群中早已存在。尹一伊介紹，早期的物料交換主要集中在小規模趣緣社群內部，隨著線下活動場景的公開化和聚集度提升，這種行為的可見性顯著增強。本質上，自制物料的收發始終是趣緣社群文化的組成部分，是粉絲文化中“禮物經濟”的延伸。“禮物經濟”不同于商品交換的價值對等原則，不是為了直接獲取利益，而是基于情感回饋。“觀眾通過物料的交換，實現情感意義上的互惠，這種非物質的回饋是社群內部團結的重要方式。”
尹一伊補充，線下場景中的物料交換雖然確實為年輕粉絲創造了獨特的社交契機，這些習慣于線上虛擬社交的群體，通過實體物料獲得了身份識別和破冰媒介。但需注意的是，這種社交形式伴隨著明顯的身份邊界強化。早期的物料交換更具開放性，如電影包場活動或漫展中不同愛好者自由交換，但2014-2015年國內粉絲文化發生轉變后，逐漸形成嚴格的身份識別機制，如領取物料時要求出示微博超話等級。她認為，物料社交在消解陌生人隔閡、增強社群認同的同時，也可能加劇圈層化。
樂此不疲投入一場場情感勞動
宋薇最初制作物料時，主要通過電商平臺搜索廠家，經過多次比價和評價對比后，會固定幾家質量穩定的店鋪長期合作，尤其是明信片等常規制品。雖然偶爾也會通過劇迷間的微信群聊獲取店家推薦，但她更傾向于自己篩選，并會主動為其他同好避雷不靠譜的商家。
她透露，如果是自主設計的物料，從設計到廠家發貨通常只需一兩天，成本基本控制在100元左右。但若需要約稿定制卡通形象，就存在較大變數，有時需要等待畫師排期，遇到急需情況則要專門尋找能3-5天出圖的畫師。這部分約稿成本較難統計，因為畫師報價差異較大，且物料的畫稿通常需要支付兩到三倍于普通自用稿子的費用。
線下物料交換有比較常用的方式。李星喬介紹，在活動開始前，自制物料的人通常會在小紅書或微博等平臺發布預告，告知粉絲具體的分發時間和地點。實際交換時主要采取兩種模式：一種是“定點召集式”，即在固定位置通過呼喊選手名字吸引同好自發圍聚成圈；另一種是“線上預約式”，事先在社交平臺約定好特定物料的互換事宜。
在南京的大劇場演出場景中，比如保利劇院、江蘇大劇院，粉絲們形成了約定俗成的交換習慣：演出前通常在劇院附近的咖啡廳交換物料，臨近開演時間則轉至劇院大廳。而在上海小劇場或南京新興小劇場，則設有專門的物料架，粉絲可將無須特殊條件的物料直接放置在架子上供自由取用，這種開放式交換尤其適合單向分享的情況。至于需要特定交換的物料，宋薇觀察到，線上預約仍是主流方式，尤其是小劇場場景。
李星喬告訴記者，盡管每次線下活動前的物料籌備工作很疲憊，她常常為趕制物料熬夜到凌晨，每次制作完都發誓“下次再也不做了”，但一旦購買了賽事的門票后又會不由自主地制作物料。“交換物料時獲得的強烈滿足感，能夠沖淡制作過程的辛勞。”
來自杭州的鄭茗是一名“演出雜食者”，常觀看演唱會、音樂節和戲劇等演出，她習慣在演出開始前隨緣進行物料交換。一次演唱會入座后，鄰座觀眾贈送了她一張明信片，圖案是昏暗天空中漂浮著彩色云朵，并贈語“送你這一片濃情云朵”，恰好呼應了演出者的歌詞，她瞬間被這份巧思打動。
鄭茗提到：“看演出對大家而言，就像掛號去看一個外地來的‘醫生’，來治一治生活的‘頑疾’。”因此衍生出就診單、藥單等創意物料。她還收到過粉絲制作的語音盲盒，里面有演出者童年照片的棉花掛件，捏動時會播放其演唱的生日歌。這些創意物料不僅成為粉絲間的情感紐帶，偶爾還能傳到演出者手中，無形中拉近了臺上臺下的距離。
尹一伊認為，自制物料的過程本質上是一種充滿情感投入的創造性勞動，與學習繪畫、寫作等藝術創作具有相似性。“現在的物料花樣百出。”她笑著說道，“年輕人在構思交換物料的創意時，實際上在進行著課堂之外的創造力訓練。”在她看來，粉絲文化本身就強調創作與自我提升的共生關系——通過物料制作，人們不僅能掌握新技能，還能在潛移默化中提升綜合素質。“只要控制在合理范圍內，包括經濟成本和情感投入，不影響正常生活，這種活動的積極意義顯然大于消極影響。”
（應受訪者要求，宋薇、李星喬、許園、鄭茗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