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診尿毒癥9年后，楊向光愈發覺得自己活不下去了。口袋里的錢越來越少，他感覺自己走向終點的腳步加快了。剛確診，他有不少積蓄，專門看頂尖專家的門診，想“完全治好”。可是如今，他每天
確診尿毒癥9年后，楊向光愈發覺得自己活不下去了。
口袋里的錢越來越少，他感覺自己走向終點的腳步加快了。剛確診，他有不少積蓄，專門看頂尖專家的門診，想“完全治好”。可是如今，他每天往嘴里塞十幾種藥，都是“最便宜、副作用大的”，吃下去胃里就翻江倒海般難受。他也吃不起尿毒癥患者需要的精細飲食，只能吃醫院好心送他的飯菜。飄著紅油的菜湯和肥肉片塞進嘴里，他會忍不住噯氣、干嘔，“營養根本跟不上”。
“等徹底搞不到錢，我也該死了。” 這個正值壯年的農村漢子蜷縮在病床上，有氣無力地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2011年，他在成都的醫院治病，遇到了制售假醫療發票的販子。這之后，直到2015年被識破，他用偽造的發票從老家四川省廣安市岳池縣的新農合辦公室詐騙了31萬元。
最后，岳池縣人民法院判決楊向光犯詐騙罪，判處6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1萬元，追繳全部違法所得。可楊向光身體太差，法院批準他監外執行。
第一次買發票，楊向光花了2000元，那是當時他身上僅剩的錢。楊向光想“賭一把”，“反正錢只夠透析一周，接著就要死。”
那之前，因為不忍心“白發人送黑發人”，他已經和老家的父母、爺爺告了別，帶著幾千元來成都，準備死在外頭。那是家里的全部積蓄。他還主動讓妻子離婚，怕拖累了人家。
這個家庭熟悉被錢決定的命運。2000年，楊向光不到一歲的大兒子突發腦炎，搶救了一周，花光了他工作6年的積蓄，落下了二級腦癱，至今算不清一加三加四等于幾。又過了幾年，岳父患肝癌，把他剛在廣東做生意撈到的第一桶金“弄沒了”。
即使如此，楊向光家依舊是“村里數一數二的”。楊向光的爺爺是離休干部，父親在陜西深山伐木。上世紀80年代末，他家起了村里的第一棟磚瓦房，買了第一臺電視機。村里的孩子都跑來看，圍著他家院子打鬧。楊向光一度能一只肩膀扛住上百斤的麻袋。確診尿毒癥的前一年，他拿著重新賺來的20萬元回老家，還“豪情萬丈”，覺得“1000元一平方米的房子真便宜，還能買輛車”。
可是尿毒癥帶來的高血壓昏迷，突然就擊倒了這個頂梁柱。醫生告誡楊向光的妻子，“尿毒癥是無底洞，要留好生活來源。”她當場頂了回去，“科技這么發達，什么病治不好，別在這兒烏鴉嘴。”
楊向光和家人們都相信，病好了就能“東山再起”。他們清早起床，推著站不穩的楊向光一家一家醫院跑，掛專家號，百元票子一張一張地掏。大醫院找不到希望，就去找民間“神醫”。本不能多喝水的楊向光每天灌兩大碗本地偏方“五彩湯”，身子鼓得像皮球。外省的赤腳大仙也聞訊而來，在他身上扎滿洞，不讓吃藥，放血排毒，疼得楊向光捂著頭在床上打滾。
等到認清現實，“這病沒治，只能拖”，這個原本殷實的家庭才發現，他們連腎移植的錢都沒了。
沒錢治病時只能等死的恐懼支配著他。楊向光特別清楚地記得，一個40多歲的莊稼漢得了同他一樣的病。知道情況后，那人沉默了一會兒，趁人不注意，直接從醫院高樓跳下去，死了。
治病頭兩年，新農合的報銷比例低，而且門診費用不在報銷之列。在醫院花出去的大筆門診檢查費、掛號費和藥費幾乎報銷不了多少。
楊向光和妻子去報銷，望著工作人員的筆把清單里需要自費的項目一項一項劃出來，心也一點一點往下沉。接過單子，黑乎乎一片，三分之二都是“自費”。
為了活命，自認老實的楊向光開始“不規矩”。2010年在老家廣安，他已經拿不出太多透析的錢。可充滿了毒素的十幾斤水憋在體內排不出來，身上像灌滿了鉛，他只能像老太太一樣一步步地挪，200米路要走一小時，每走一步都渾身疼。實在沒辦法，他塞一二百塊錢給管透析儀器的護士，求人家給他偷著做一會兒。盡管遠遠達不到標準時間，可至少“能活了”。
用假發票騙保時，楊向光每次都感到恐懼，他記得自己手心總是汗，腿也是軟的，臉羞得發紅，經常緊張得話都答不對。那時，工作人員只以為他病入膏肓，腦子不行了。
第一次交假發票的前一天晚上，楊向光記得自己一宿沒睡。他想著從小撒個謊，爺爺都會打自己，又想愛面子的父親知道這事，可能會氣壞。但他也會想，真的成了犯人，監獄是不是會承擔自己的醫療，沒準是“好事”。
楊向光覺得，得病又沒錢，自信也沒了，“再多雄心壯志都沒用了”。村里鄉親不太想和這個家庭扯上關系，紅白喜事都不怎么通知。有時和鄉鄰吃飯，楊向光發現很多人離他遠遠的，有的人誤以為這病會傳染，有的單純嫌晦氣。他有時想摟著村里的小孩親昵一下，人家父母的臉一下就拉下來了。
2010年，他想開個水果攤謀生，打了二十幾個好哥們兒的電話，沒借到一分錢。最后他湊了2000元，只進了一點水果，種類一只手都能數過來。
這次試圖自救的行動最終也失敗了，每天收攤，他發現本金越來越少。后來破產了才發現，周圍的好多商戶在秤上作假，而他沒有。顧客算賬的時候要抹去零頭，他想都不想就答應。短短幾個月時間，2000元錢就被他賠得精光。
也就在那年，他開始準備后事。其中一項就是捐獻遺體。他覺得自己活不了太久，想讓以后的人拿著自己的遺體做研究。可打遍了四川省內各大醫院的電話，都找不到愿意接收的。
確診尿毒癥9年后，楊向光愈發覺得自己活不下去了。口袋里的錢越來越少，他感覺自己走向終點的腳步加快了。剛確診，他有不少積蓄，專門看頂尖專家的門診，想“完全治好”。可是如今，他每天
楊向光也想過自力更生。可他走路沒力氣，跑著躲馬路上的汽車，腳也拖在地上邁不開。十幾斤的東西提起來都費勁。
他想應聘保安，卻根本受不了站8小時。坐趟公交車，因為透析扎滿針眼的胳膊露出來，人們以為他吸毒，躲得遠遠的。有的老板直接說，“雇你們？隨時都會死，我等著吃官司？”精神好的病友能開個摩的，他羨慕得不行。自己腦溢血、癲癇都犯過，隨時頭暈、瞌睡，車都開不了。
他想活下去，又認為自己“早晚死定了”。2015年的一次報銷，老家的新農合工作人員終于察覺發票不對，告訴楊向光“這次先不報，需要回訪醫院，再通知你”。他在回成都的車上不住發抖，知道“完了”，可又壓根兒沒有跑的想法，因為早就被拴在了醫院。沒法透析，“死得更快”。
警察的電話一個多月后才響起，這段時間里，楊向光壓根兒吃不下飯，看見陌生號碼就哆嗦。等到警察真來了，問什么他都一五一十地說了。法庭上的他沒律師，“沒錢請也沒必要”。他唯一一句辯護詞就是“我是客觀原因，不是主觀的。我被逼無奈，所有弄來的錢都拿去治病了”。除此之外，檢方的陳述他都點頭。
被判刑后的他，除了成都和老家，不能隨便外出。不過他也走不遠。大多數時間，他就活在20多平方米的病房和幾十米外的透析室里，每天看電視和手機。看到電視里一家人其樂融融的畫面，他眼里就發酸。看到體育節目里打拳擊的更難受，覺得人家有力量，自己卻是“活死人”。
除了弄假發票去犯罪，為了活下去，他向村里申請認定貧困戶，希望減免一大筆透析的費用。可是90多歲爺爺的離休工資和家里那棟房子成了認定的阻礙，盡管那棟房子已經變成了村里最破舊的，其他人家早都起了二層小樓。
只有這時，說話都沒力氣的楊向光才會急起來，一步一步拖到鄉上去爭，去吵。最后，貧困戶還是沒認定成，鄉上給他辦了個低保，一個月發200元錢。
成功活了9年，楊向光承認“農村醫保變好了”。他甚至說，要是幾年前就有這么高的報銷比例，“自己可能就不用造假了”。
可在另外一些時候，他依舊抱怨、煩躁。他說治病很復雜，醫保終究只是兜底的。各地執行起來彈性又大，老家廣安對尿毒癥的政策，就不如鄰居南充市。楊向光覺得這差了不少錢，于是耿耿于懷，兩天里嘟囔了好幾次。
他幻想能有更多自由支配的錢，這樣就不用只做醫保范疇里最普通的透析，可以讓更好的透析把自己體內的毒素排干凈。他笑著回憶，“那種感覺真舒服，渾身都輕快，能多吃一碗飯”。他也想有錢換腎，或許就能恢復勞動能力。
但他更多的是怕，因為沒錢只能等死。他認識一個20多歲的小病友，得病后只能靠老父親打工維持。錢越來越少，這孩子透析的頻率，從一周兩次降到一周一次，又降到半個月一次，然后再也沒來過。
如今，楊向光的手里也只有向病友借的兩萬元。這樣的恐懼催促著他愈發“貪財”了。
他和一群病友都加入一個叫“善心匯”的組織，打著互助的旗號，據說投入3000元，很快就能返回3900元。很多人勸他，說這可能是傳銷，可他不想聽，更不想信，反過來和他們介紹這個組織的好處，說得激動時不停咳嗽，因為這是自力更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自認已經把家庭搞得分崩離析，談起來時沉默好幾分鐘，憋著不讓眼淚流下來。老母親在南充的小吃店幫工。在老家和爺爺相依為命的小兒子不再像以前一樣圍在自己身邊，如今格外冷漠，偶爾見面，問一句答一句，不和爸爸多說一句話。
就連離婚多年的前妻也又被拖下了水。她不忍心楊向光的樣子，帶著腦癱的大兒子來到成都郊區，開了個雜貨店，時不時照顧他的生活，給他補貼點錢。
可這些人也撐不下去了。網購和大超市越來越多，小雜貨店連房租都賺不回來了。前妻想把大兒子送回老家讓老人看，自己出去打工，再幫幫楊向光。
這次，楊向光拒絕了。他覺得把腦癱的孩子送回農村老家，沒人教，“就徹底毀了”。他也審視了自己的身體，甲狀腺腫大、胃炎、視力模糊、供血不足，各個器官都在衰退，很多部位已經感染，“窮人得了富貴病，本來就是作孽。”
他終于對前妻說，“實在不行就斷了我的供應，死就死吧。”
（應采訪對象要求，楊向光為化名）
